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及其启示

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全国美展”，是我国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美展，至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迄今已有六十年历史。与往届美展稍微不同是，本届展览还将举办“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当代美术创作论坛”，针对一些变化了情况，对美术创作、创作走向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而“全国美展”的形式，源于西方的沙龙展与日本的文展、帝展等形式，于民国时期被引入中国并作为我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本文选取并梳理民国时期成功举办的三次全国美展的相关情况，分析了其基本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以期对当下的全国美展以及创作带来一定启示。

“美术作品展览会”简称“美展”，是美术家的作品与广大观众交流的一种有效而直接的载体，是美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作品直接展示在观赏者面前，使观者了解其内容并感受和欣赏到其艺术风格与特色，这是美术作品对观众进行审美教育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有效方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之一。

虽然今人对各种展览已不陌生，但公共性的美展历史却并不长。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交流，往往是私密性的文人雅集和不带功利性的清赏流，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方式。严格地讲，汉宣帝在麒麟阁画霍光等十一功臣像，唐太宗在凌烟阁置魏征等二十四功臣像，还有文人雅集的书画展，都是公开性的美术作品展示，但这种限于小圈子里的交流如同“春宫”画一样，带有强烈的私密性特征。而清季以来的学堂教学成果如图画和手工的展示、书画家的个展、联展，以及社团、新型美术学校举办的展览，则具有近代意义。1910年5月5日，清政府农商务部在上海举办南洋劝业会，内设置美术馆陈列书画、刺绣、古董等。据姜丹书回忆，“美术品中最出风头的，要算余沈寿所绣的《意大利皇后像》，轰动一时，推为绝作。”[1]

而真正以国家之名义举办的美展则具有现代意义，体现的是国家对不限定人群义不容辞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责任，而参展和观展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盛况空前的“第一届全国美展”，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古代中国，美术作品作为稀缺珍贵的文化财产被皇家和收藏家垄断，创作、赏鉴及批评的权利则掌握在文人官宦等社会精英阶层。自汉代以来，皇家内府藏书一直不绝，而私人收藏家则只有赵孟頫、董其昌、项子京、安歧等少数人，而藏品往往秘不示人。在没有印刷品和公共性展览的时代，研习和赏鉴书画是件奢侈的事情，这也导致了中国绘画的图式与精神变幻缓慢。近代蔡元培等文化精英，在“公民”、“启蒙”和“美育”等概念下，倡议设立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剧院等，虽然泊自法国沙龙展以及日本的文展、帝展，但从实践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商勇通过对传统中国绘画观赏方式及与之关联之品鉴、批评和收藏机制的分析，认为国古代绘画的观赏方式具有“私密性”和“垄断性”特征。20世纪初，近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会的引进，迫使在私人空间流通的文人画不得不而向公众展示，因此改变了国人的视觉经验。比如，以《钟馗像》参加1937年第二届全国美展的李可染，开始意识到中国画与西画、雕塑同时展出时在展览场所里的尴尬：视觉效果显得“弱”，画面散、乱、花，整体感也不强，而该缺点又恰是中国画在私人空间近距离赏玩的优势所在。[2]

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在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在政局相对稳定后经过漫长筹备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中外观众近十万人。展览不仅有书画，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也有金石、摄影；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其中，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西画作品的风貌各异，既有写实的风景和人像，也不乏追随西方现代派画风的作品，并因此引发了美术史上著名的徐悲鸿与徐志摩的“二徐论战”。该美展普通出品人1080人，出品4060件，入选者549人，出品1200件，特约者342人，出品1328件，得券价7400余元，所耗经费未超预算。[3]

1937年4月1日至4月23日，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应征作品除迟到外共计5545件，后经审查委员会资格评审共有1913件作品入选，作品涵盖了18省及5市。另外，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也选送了作品。展品分六室展出，有国画、刻印、美术工艺、建筑图案及模型、雕塑、西画、现代书画、古代书画、摄影等，总计2084件。为配合展览还举行了学术讲演、话剧演出和音乐演奏。展品中杰出作品，由教育部指定中央博物院等机构购买并永久陈列。美展按期闭幕后，《》曾发表社评评价：“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已于昨日完成其使命，圆满闭幕。综计二十余日之中，参观者达十三四万人之多，开历来各种展览会未有之盛况。此次展品，种类至繁，书画以外，并及雕塑摄形、建筑图型、美术工艺、金石篆刻、善书图书、计共七部。以时代论，则上溯殷周、下逮近世，所有杰作，靡不毕具，足令前往观览者赏心赞叹，留连低徊而不忍舍去，……”[4]

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0日，第三届全国美展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频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加之军费开支庞大及战争影响，使得美展的筹备工作和资金问题突显。但美展还是出品1600件，分书法、国画、西画、雕塑、建筑、工艺、摄影、图案、版画、篆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品、国立研究院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品、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出品等。虽然政府鉴于在战争期间应注意觉醒民族意识、激发同仇敌忾精神，希望美展多一些宣传抗战的作品，但参展作品内容仍多为传统题材，只有少量作品与抗战有关。

第四届全国美展原定于1945年在光复后的南京举办，由于政局等多方面原因最终未能举办。新中国建立后，入台的“国民政府”继续举办“全国美展”，迄今已有十余届。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明显有着西方影子，清末民初的部分归国留学生任职于各美术学校、出于举办画展的需要他们建议当局建设美术馆，加之“美育代宗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国民政府在条件逐渐具备后举办全国美展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政局动乱、抗战爆发等情况下，定期的全国美展已经无法保证，这可以从胎死腹中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博览会和美展等现代文化形式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也与蔡元培将美术作品由私有变为公共的“美育”观念有关，还与美术的“进化”和“与世界接轨”等现代理念的促进有关。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届全国美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的展览，除了基于对美术的社会作用的基本认识外，也是晚清以来从政体改革到文化建设效仿西方的系列举措之一。也可以夸张点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西方体系的现代化之路后，在民主法制框架下的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之举，艺术被置于官方体系之中，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一部分。

首先，展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政府高官担任了相关职务。第一届全国美展，蔡元培任名誉会长、杨铨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任会长，教育部参事孟寿椿为实际执行总干事；第二届全国美展，林森任名誉会长，蒋介石、蔡元培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任会长，张道藩为筹委会主任；第三届全国美展，林森任名誉会长、孔祥熙、戴季陶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长陈立夫任会长，张道藩为筹委会主席。

其次，组织相应机构负责作品的遴选和布展。如前所述，中国缺少公共性的展览，更缺官方意志下的公共性展览，三届美展所聘请的各委员会成员皆为当时一流的学者和美术家。台湾学者刘瑞宽从大众艺术教育的推广层面加以考察，认为由学校艺术课程的实施到官方美展的举行是必然的。他评析了美展在艺术在现代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与城市发展、商业运作、经济因素等诸多因素一起，共同构筑了一种新兴文化。[5]我认为该观点很中肯，同时“美展”也是“美育”的必然逻辑。

再次，承担美展的主要费用。首届美展的经费为2万元，第二届为5万元，第三届为20万元。其实，费用还是很紧张的，如首届全国美展连续出版《美展汇刊》十期后，但徐悲鸿与徐志摩等人的论战还未了结，在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后不得不加印了一份增刊，刊载了徐悲鸿的续《惑之不解》等内容，但最终可能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未能刊载徐志摩6000字的回应文章。据商勇考证，当时政府为美展拨款2万元，因出版了《美展汇刊》和精美的珂罗版《美展特刊》古部本（彩印），今部本（黑白），估计费用远远不够。[6]

按一般理解，艺术作品主要有三大功能，即审美认知、审美娱乐和审美教育。应该说，好的艺术作品可以整体提高国民素质，是社会不可以或缺的精神食粮。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国家名义公开举办美展，目的则是“美育”。而提到美育，蔡元培是绕不开的人物。1917年，他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说：“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他认为知识、意志、情感的作用曾经都附丽于宗教，而知识、意志逐渐脱离宗教后，还剩下宗教的情感作用即“美感”，并提出“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用美育即艺术教育代替宗教。[7]他主张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美育”的具体措施除了学校课程教育外，还有设立公园、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会、艺术演讲等公共性文化建设措施。首届全国美展就是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促成的，展览的种类庞杂，不仅有书画，雕刻、也有建筑及工艺美术，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的及外国人的作品。蔡元培的美育实践有一个基本参照，即14世纪在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在笔者看来，蔡元培强调美育对人的陶养，其最得力的措施是创立了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以及对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等人的提携。1928年，林风眠任国立西湖艺术院院长后，曾意气风发地说：“西湖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其实，“美育代宗教”的提法并不准确，应为“美育借宗教”。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艺术对民众曾有巨大的熏陶作用，蔡元培想借之启迪民智、改变国民性格养成、提高民族素质，从而达到“教育救国”目标。反观欧美的社会变革与对人的素质再造，除了政治、经济等制度性建设外，文艺的陶养也功莫大矣。首届全国美展期间，徐志摩认为美展有两点意义，其一是艺术对于人生的作用，其二是艺术对于时代的反映。“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该得积极地提倡与奖励，在现在只是常识的常识。”[8]该认识正是基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结果，而此后的两届美展也基本上是该思想的发挥。

基于“美育”思想，三届全国美展都体现了作品的宽泛性，不只有绘画，还有书法篆刻，甚至连出土文物、图书善本都在展览之列，类似今之博物馆的陈列方式。这些出品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创作，而绝大部分是历史文物遗存，政府以展览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全面的文化艺术教育，美展实为浓缩的人文教育课堂。

第一届全国美展展览内容为：书画、金石、西画、雕塑、建筑、美术工艺（图案、织绣、乐器、磁器、漆器、竹木器、牙器、金玉器、玻璃器、制版及文具等）、摄影、参考品（古代书画近人遗作国外绘画雕塑）等八部；第二届全国美展展览内容为：图书、刻印、美术工艺古物；建筑图案及模型、雕塑、西画、现代书画、历代书画、摄影等九大类；第三届全国美展展览内容为：书法、古物、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战时艺术、边疆文物、摄影、金石木刻等十大类。其中第二届的图书展览是项创举，包括善本古书及近年精美出版品，历代刊刻、印刷、装订、绘摹的书籍，也可以说是美术的一种，还有夏商甲骨、秦汉竹简、敦煌佛教经卷都是，刻本以北宋《文选》为最古老，南宋刻本最多，有23种，此次出品可以从夏商看到明清，参观者等于读了一部简明的书籍发展史。[9]

而单就绘画而言，可谓是五花八门、风格多样。比如，首届美展的中国画，既有创作、写生作品如姜丹书的《南高峰远眺》等，也有临摹作品如陶冷月的《仿唐人诗意》；题目既有传统文人题材如王一亭的《松鹤图》，也有现实关怀的题材如赵望云的《贫与病》等；既有现代美术史上的名家如齐白石、张书旂、郑午昌等，也有钱松喦、潘天授、启功等当时年轻的书画家以及不少名不见经传者。有的作者入选作品多达十余幅，如高剑父就有书法两幅、《碧柳烟沉》等国画六幅作品入选。